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当前，国内“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面对不断叠加的经济风险，我们要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积极优化经济治理方式，以治理优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现代风险内涵广泛，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领域，而经济风险又处于重中之重。其特征主要有：影响的全域性。当前全球处于深度分工状态，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高度融合，产品和要素高速流动，重大经济风险造成的后果会突破既有的地域边界蔓延，其空间威胁是全球性的，其时间影响是持续的。爆发的不可测性。现代经济风险很多超出我们的预测能力，是潜在的、延时的和无法感知的，并且一旦爆发常常呈现出更广泛的关联性、复杂性、耦合性、系统性、不可逆性，预案防范难度很大。传导的迅捷性。重大经济风险发生后，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迅速扩散，且其传导途径难以精确测算。危害的整体性。现代经济风险在其产生、发展和演化，已明显表现出整体性特征，人类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应对风险是所有经济体的共同责任。
应对现代经济风险，需要引入新的价值理念和治理原则，从根源上提升应对的能力水平。全类别应对。现代经济风险涉及类别多样，如金融风险、产业风险、外资风险、外贸风险、投资风险、债务风险、供应链风险、核心技术风险等，不同类型经济风险发生机理及其治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从多视角、多学科角度出发，按专业领域划分为相应的应对系统。不同风险之间也要相互协调，避免出现应对真空。全领域应对。经济风险虽然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诱因和危害却可能发生在其他领域。如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防范经济风险需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但这涉及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内部环节脱节会破坏系统完整性。因此要梳理与经济风险密切相关联的领域，实施综合性协同防范。全过程应对。风险的链式传导性，需要建立一套从源头到终结的“风险发现-风险控制-应急反应”联动的机制，做到全过程无缝隙的流程管控。全主体应对。现代经济风险的规模和危害性，仅靠政府及相关部门难以有效防范和应对。所有领域、行业、企业和商会组织等行为主体，都可能因为做出了某项决策或实施了某种措施而导致现代风险的发生，因此，全社会共同承担现代经济风险是必然选择。
应对现代经济风险应打造多元综合型治理模式，从治理平台、责任边界、科技支撑、理论创新多方入手，形成全社会、多层次、大应急的经济风险治理和应对模式。
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在现代经济风险治理的多元主体中，政府及相关部门作为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对现代经济风险的认知、态度及治理能力，具有引导和协调作用；市场对经济风险的反应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而企业则是风险感受的末梢，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具有敏锐自感知预见性，而在风险发生后的自救功能非常重要。行业商会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既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润滑剂”，也具有内部信息沟通和风险互助功能。社会则是经济闭环的关键一环，消费的终端和投资的起点，是现代经济风险的承受者和治理的参与者。因此，打造多元化治理平台，调动多方力量防范经济风险，是综合治理模式的重要基础。
厘清治理责任边界。经济发展政策依靠多主体参与，成果由多主体共享，风险由多主体防范。政府需要把信息分享权、政策决定权、经济发展权向社会、民间、市场、企业、个人不断下放，才能塑造出独立的有能力的思想主体和承担风险防范的责任主体，形成统一指挥、各主体密切合作、反应迅速、防控应对高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防控多元主体合作机制。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性成就的标志。为此，需要促使纵向改革尽快转向横向改革，基本对策是要改革政府职能和机构、放松市场和社会管制、培育替代政府配置资源功能的各种横向组织等。推进这些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是一致的。
构建科技支撑体系。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整合多方资源，构建立体化、多节点、网状式的大应急平台体系和扁平化的大应急指挥机制。保证不同主体之间的数据共享、协作信任、行动一致。传统的治理纵向流程长，信息耗损大，横向关联不足，信息不对称，对风险很难提前防范和及时应对。如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政策的支持力度非常大，但碎片化状态让不少企业获得感不强，政策到企业的传输渠道不畅。商会发挥作用不足，产业链上的不同企业之间协同不够，产业链条受到分割式冲击。而区块链是一种由分布式数据存储、智能合约、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多种技术形成的组合创新型技术，是解决风险治理堵点难点的重要手段。下一步，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法律法规、强化自主创新，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区块链支撑体系。
加强理论创新研究。在时空压缩叠加外围经济发展放缓的背景下，经济风险呈现出风险源众多、类型多样、扩散迅速、治理和控制难度大等特点，很多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索和详解，比如，为避免传统的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环境危机，要加大对以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为特征和指向的生态经济理论研究；由于全球经济竞争的排他性，我国产业发展需要的核心、关键技术和知识，难以从外部获取，要加大对以攀升全球价值链来均衡区域关系的空间经济理论研究；以及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面临国际风险的开放性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现代经济风险的演化特点和规律，强化治理理论创新，建构系统应对理论和方法，是推动我国经济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建立，以及经济风险应对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
（陈东.《安徽日报》07版：思想周刊.2020年03月10日）
